第122章 拟定恩科前三，意识形态塑造的大明文官集团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七月十四，承天殿东暖阁。
　　
　　晨光从窗棂间漏进来，在青砖地面上铺开一道斜斜的光带。
　　
　　光带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，慢悠悠地旋转着，像一群迷了路的金箔。
　　
　　太液池方向吹来的风裹着荷叶和水汽的气息，穿过半敞的窗子，在暖阁里带起一阵若有若无的凉意，将案上那摞试卷的边角微微掀起，又落下。
　　
　　朱厚照坐在书案后面，面前摆着一叠刚刚由礼部送来的考卷。
　　
　　考卷按名次排列，最上面一份的封面上写着“吕柟”两个字，字迹端正而工整，是礼部誊录官抄录时留下的痕迹。
　　
　　他伸手拿起那份卷子，展开来，目光从第一行字开始往下移动。
　　
　　殿内很安静，只有纸张翻动时发出的细微声响，和远处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的、极轻微的蝉鸣声。
　　
　　吕柟的卷子他看得比别的慢一些，不是因为字迹难认，是因为他记得这个名字——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吕柟是前世正德三年的状元。
　　
　　正德三年，那是他登基后的第一次科举。
　　
　　那时候他刚坐稳龙椅不久，吕柟在那场科举中脱颖而出，被点为状元，后来在朝中做了几十年的官，以刚直敢谏著称，官至南京礼部侍郎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他提前了一年开恩科，吕柟也提前一年参加了殿试。
　　
　　朱厚照的目光在那些字迹上慢慢移动着，看得很仔细。
　　
　　吕柟的卷面写得很满，字迹不算特别漂亮，但每一笔都像是经过反复斟酌才落下去的，稳当、扎实，透着一股读书人特有的认真和克制。
　　
　　他在卷中写道：“圣人曰：‘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’其忧在德，不在血。
　　
　　衍圣公之废，非废圣道，乃还圣道于天下也。
　　
　　礼义廉耻、忠孝仁爱、信和平，此十二字者，非孔氏一家之私产，乃天下万民共秉之良知。
　　
　　人皆可以为尧舜，非谓人皆可得尧舜之血脉，而谓人皆可修尧舜之德行也。”
　　
　　朱厚照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叩了一下。
　　
　　那一下叩得很轻，但在安静的暖阁里却格外清晰。他的嘴角微微翘起，露出一丝满意的笑意——不是那种“这篇写得好”的满意，是那种“这个人果然和他前世一样，没有让人失望”的满意。
　　
　　他把吕柟的卷子放在书案的左手边，又拿起第二份。
　　
　　榜眼刘瑞的卷子比吕柟的更加工整，字迹秀美，每一笔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。
　　
　　他在卷中写道：“衍圣公府之所以能存续数百年，非因其德行足以配其爵位，实因其血脉足以承其恩泽。
　　
　　然血脉之泽，五世而斩；圣人之道，万世不灭。
　　
　　以血脉承道，则道随血脉而衰；以德行承道，则道因德行而传。陛下废爵而不废道，正得轻重之宜。”
　　
　　朱厚照看完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　　
　　刘瑞的文章比吕柟的更加圆润，但那股子锐气不如吕柟。不过作为榜眼，也足够了。
　　
　　第三份是探花戴楩的卷子，戴楩写得比前两人都短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反复锤炼的，简练而有力。
　　
　　他在卷中写道：“圣道在行，不在姓。昔周公制礼，孟子倡义，朱子集注，皆非孔氏之胤，而其功于圣道，岂逊于衍圣公府？可知圣道之传，天下共之。
　　
　　衍圣公府以血脉自矜，而忘修身立行之本，此自取灭亡之道也。陛下废之，正所以救之。”
　　
　　朱厚照放下戴楩的卷子，靠在椅背上，目光从那些卷面上缓缓扫过。
　　
　　吕柟、刘瑞、戴楩——这三个人，在他前世的记忆里，都是正德三年那场科举中名列前茅的人。
　　
　　如今时间线变了，他提前了一年开恩科，但这些人依然出现在了殿试的考场上，依然交出了让他满意的答卷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自己方才翻看那些卷子时的感觉——几乎所有士子的回答方向都高度一致。
　　
　　有的说圣道在德不在血，有的说衍圣公被废是拨乱反正，有的说孔家子弟恃宠而骄是咎由自取，有的说朝廷收回祭祀权是还圣道于天下。
　　
　　措辞各有不同，引经据典各有侧重，但核心观点惊人地统一。
　　
　　没有人说“衍圣公不该废”，没有人说“孔家子弟罪不至此”，没有人说“孔圣祭祀不该归入国家祀典”。一个都没有。
　　
　　朱厚照的嘴角那丝笑意还在，但已经淡了一些。
　　
　　他心里清楚，这些士子之所以都往这个方向回答，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认同皇帝的主张，而是因为他们在会试结束后到殿试之前的这段时间里。
　　
　　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京城广场上发生的那场对质，知道了皇帝在承天广场上当众宣布废除衍圣公的旨意，知道了那百余名曲阜百姓抱着《论语》跳台死谏的惨烈场面。
　　
　　他们知道皇帝在孔家这件事上的立场是什么，也知道如果在考卷上写出“衍圣公不该废”这种话会有什么后果。
　　
　　他们不是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是在揣摩圣意之后，做出了最安全的回答。
　　
　　朱厚照伸出手，把吕柟的卷子又拿起来，看了一遍。
　　
　　他写得很真诚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读书人特有的笃定。
　　
　　但这份真诚里面，有多少是因为他本来就认同圣道在德不在血，有多少是因为他在落笔之前已经判断出皇帝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答案，朱厚照无法确定。
　　
　　他把卷子放回案上，靠在椅背上，目光穿过敞开的窗子，望向远处太液池的水面。
　　
　　日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细碎的白光，像是有人在上面撒了一把碎银子。
　　
　　几只水鸟从荷叶间飞起来，在低空中盘旋了一圈，又落回了原处。
　　
　　只不过这一次，他用一道殿试题目筛选出了一批在立场上不会与他作对的新科进士。
　　
　　但下一次呢？
　　
　　下下次呢？
　　
　　三年一科，几十年下来，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，筛选出更多认同他主张的人。
　　
　　但这个办法本身有一个漏洞——他只能筛选那些已经考到殿试的人。
　　
　　而那些人，在进入殿试之前，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儒家教育，已经接受了那一套“君臣共治”、“道统高于皇权”的话语体系。
　　
　　殿试题目能筛选出他们在“孔家”这个问题上的立场，但筛选不出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。
　　
　　遇到下一个像孔家一样的问题时，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，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话语体系，再次形成一致的判断，再次站在皇帝的对立面？
　　
　　朱厚照想到这里的时候，目光微微沉了一下。
　　
　　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，发出细微的“笃笃”声，在安静的暖阁里格外清晰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自己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看到的东西，他看到过那些后世的学者们，如何把明史翻来覆去地研究，如何在那些泛黄的纸页和模糊的字迹之间寻找蛛丝马迹，试图解释一个王朝何以从鼎盛走向衰亡。
　　
　　而他们讨论的时候，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词——“文官集团”。
　　
　　“文官集团”这四个字，在后世的讨论中频繁出现。
　　
　　有人说文官集团架空了皇权，有人说文官集团把持了朝政，有人说文官集团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　　
　　但朱厚照在天上看着那些讨论的时候，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——真的有“文官集团”这个东西吗？
　　
　　他在天上飘荡了数百年，见过大明的朝堂，也见过后来的清朝、民国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组织、团体、党派。
　　
　　它们有章程、有领袖、有财政来源、有明确的组织架构，成员之间有着清晰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绑定。
　　
　　而大明的文官们，从来没有这些东西。
　　
　　文官们分属六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、翰林院、通政司等不同的衙门，各有各的隶属，各有各的上司，各有各的职责范围。
　　
　　吏部管不了刑部的案子，户部管不了兵部的军饷，都察院的御史可以弹劾六部的官员，但御史本身隶属于都察院，有自己的长官和同僚。
　　
　　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可以指挥所有的文官，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可以约束所有的文官，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可以供养所有的文官。
　　
　　皇帝坐在最上面，是所有人共同的主宰。
　　
　　六部尚书互相之间是平级关系，谁也不比谁高一头；侍郎对尚书负责，尚书对皇帝负责，不存在一条从最高处一直贯穿到最底层的纵向指挥链条。
　　
　　如果“文官集团”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，那它应该有一个领袖——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号施令的人。
　　
　　但刘健在的时候，谢迁和李东阳与他意见不合；谢迁在的时候，焦芳与他互相看不顺眼。
　　
　　他们从来没有像一支军队一样，整齐划一、令行禁止过。
　　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文官之间的利益经常是分裂的。
　　
　　浙江的官员和江西的官员在赋税分配上针锋相对，南京的官员和北京的官员在权力归属上互不相让，言官和内阁在政策方向上各执一词。
　　
　　他们会互相弹劾、互相攻讦、互相拆台，有时候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
　　
　　一个“集团”内部如果存在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内斗，那它还能算是一个“集团”吗？
　　
　　所以，严格来说，大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“文官集团”。
　　
　　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，没有统一的领袖，没有清晰的利益一致性。
　　
　　文官们是一盘散沙，是一群各自为政的人，是一群在多数时候互相争斗、只在少数时候才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个体。
　　
　　但问题在于，他们确实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。
　　
　　比如说，在反对皇帝的大兴土木、谏诤皇帝的不当行为、保护某条被认为是“祖宗之法”的制度时，他们又的确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，丝毫不亚于一个有组织的团体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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